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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左派思維曾在這島上被嚴禁,他也因此犧牲了寶貴的生命,但對照今日台灣在思想文化的多元多樣,我們才能體會,百年坎坷歷史所塑造出的台灣是多麼了不起。 

文 / 曾志朗
  
       簡吉是誰?很多在台灣居住、長大的人不知道他是誰,但最近在台灣許多所公私立大學的校園裡,正廣泛流傳他的相片和事蹟,國立交通大學的人文社會研究中心甚至為他成立了一個特別的紀念研究室。空間雖然不大,但兩間小小的教室裡,新近粉刷的白牆貼滿了他的舊照片,有個人的,也有他小時候和父母兄弟合影的全家福,是台灣農家那種古老純樸的寫真照片;當然還有他參與農民抗日活動各項會議前後的眾人合影。


       最引我注目的是那張他頭戴草笠,鼻梁架著一副古早式的圓形眼鏡,打著赤腳,穿著傳統的台灣農衫,斜坐在牛背上的相片,顯現出很安逸的書生模樣,但堅忍的眼睛使我難忘。他就是把生命獻給貧窮農民的鄉村教師-簡吉。我聽過簡吉的名字,在我很小的時候,在模模糊糊的記憶裡,被壓在一層層濃濃的恐懼之下,那是半個世紀以前的事了。


  我生長在台灣南部的一個山谷小鎮,周遭遍是樹林、果園和農田,最重要的產業是香蕉和蔗糖,那是台灣在一九五○年代之後主要賺取外匯的兩種農作物,所以小鎮所處的山區雖然偏遠,經濟能量相較於附近的鄉村,算是很好的。鎮上市集繁榮,有酒家,有茶室,金飾店有好幾家,五金行林立,南北雜貨俱全,平日就是一幅安康富足的景象,可是我心中卻有好多解不開的疑問:為什麼班上那些家長是蔗農、蕉農的同學,中午的便當一打開,飯既少,又「無料」?他們家生產的香蕉和甘蔗不是外銷賺外國人的錢嗎?他們的衣服沾滿了香蕉汁,又破又爛,為什麼那麼辛苦工作的家長卻永遠買不起一套乾淨像樣的卡其布學生衣褲?


   我比較好奇,又喜歡亂問問題,一般來說老師們也會很和藹可親地回答我。只是當我問到農家小孩便當很陽春又不夠吃時,總得不到我能滿意的答案,不是說農人本來就比較窮,收成不好就更窮,就是說商人比較聰明,比較會賺錢等等。但我看到青果合作社的廣場上,一箱又一箱的香蕉,被一車又一車的運走;糖廠的火車滿載白色的甘蔗,緊緊的綑綁在十幾節車廂上,疊得高高的,每隔幾個小時,就有一列火車由我們學校旁隆隆的往糖廠疾駛而去。收成沒有不好呀!但我的同學衣服照樣破舊,便當盒的菜色也沒有更豐富,他們家還是一樣窮。


  有一天,學校來了一位年輕代課男老師,剛從城市裡的師範學校畢業,就回家鄉的國小教書。新老師很會講故事,唸起安徒生童話的每一篇故事時,臉部表情豐富,國語很標準,抑揚頓挫,字正腔圓,把我們這些鄉村的小孩迷死了,我們幾個小男生簡直是一群跟屁蟲,老師走到哪,我們就追到哪!我當然不放過這機會,又提出我的老問題。年輕的老師笑容不見了,眉頭緊蹙,很嚴肅的直視著我說:「幸虧你只是個小孩子!這類問題是大人的,你不要到處亂問,問什麼窮人家小孩沒飯吃?老師告訴你一些故事,聽過就好,不要再去問東問西了!你難道沒有聽大人們說過:『天下第一憨,吃菸吹風;第二憨,種甘蔗給會社磅;第三憨,……』……」


  那年我小學六年級,當然聽說過蔗農和會社、蕉農和青果合作社之間的各種不公平關係,但那個炎炎夏日,在旗山國小的鳳凰木樹蔭下,我第一次聽到了農民悽慘的命運,他們不敢怒又不敢言的悲哀,聽到了農民組合的抗爭,也第一次知道有二林事件,知道了好多年以前,在日本殖民統治的時期,有一位年輕的鄉村教師,目睹農民長期被欺壓的不公不義現象,又看見學生下課返家之後還要下田幫忙農務,因為過勞導致學習效果不佳,且面黃肌瘦,而自己當教員形同「月俸盜賊」,於是辭去教職,投身協助農民反抗剝削,他叫簡吉!


  我對老師說,簡吉很偉大喲!老師忽然緊張起來,叫我把這些「故事」忘記,不可以對別人談起他和我們講過這些故事,他驟然而來的恐懼感令我也害怕了起來。


  說起來也巧,當天晚上,父親的幾位朋友像往常一樣來家裡喝茶聊天,我在一旁做功課,無意中聽到大人們閒聊的話題轉向香蕉收購價太低,蕉農血本無歸等等。我貿然插了一句話:「那就學鳳山那位簡吉先生的農民組合來反抗啊!」父親臉色大變,從椅子上站起來,快速走過來,揍了我肩膀一拳,很憤怒的罵我:「猴囝仔有耳無嘴,不要黑白講!你要害我們都被捉起來嗎?以後不准再亂問、亂說,聽到沒有!」

  父親從小沒打過我,也沒有這麼大聲的在客人面前罵過我,我嚇了一大跳,尤其被父親恐慌的表情攝住了,這個震撼使我在往後的日子不敢再提農民組合,簡吉這個名字也被壓抑在記憶的深層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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