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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簡明仁 (財團法人大眾教育基金會簡明仁董事長)


       我的父親和母親都是鳳山公學校的老師,我的父親更是鳳山公學校的畢業生。我的父親簡吉是鳳山人,母親陳何是台南人,我的母親卻因為到鳳山公學校當老師,而和我的父親相識、相知而結婚。鳳山公學校,是我們家,同時也是台灣農民組合,最重要的起點。
 
       簡吉在鳳山公學校當學生和老師的親身體驗,觀察到農村的學生,因為家境困苦,無法有效學習,讓他深切的自我反省,認為老師無法發揮教學的效果,引導學生向上,改善生活環境,實在是「月俸盜賊」。由於這樣強烈的正義感,他辭去受人尊敬的教師職位,成為全職的社會改革行動家,一生為了農民的生存權奮鬥,追求最基本的人權,在日治時代,被拘留、檢肅、入獄十幾年。而在1945年日本戰敗之後,又為了幫助農民爭取權益,宣導農民爭取三七五減租,為了幫助日治時期受害的農民組合家屬,出任「台灣革命先烈救援會」的總幹事,因為他最了解這些受害者的家庭 ! 最後卻成為白色恐怖的犧牲者。

       我小時候,是完全不知道這些事情的。父親的名字,在家裡也不會被提起,我的大哥簡敬和三哥陳從,當時都已經是各自成家的成年人,卻從來沒向我說明父親的事,也許當時母親 是為了保護兒子安全,堅持不和哥哥們住在一起,不讓父親的事情,影響我們家的生活。我只知道我們家的生活艱難,卻不知道曾經遭遇過什麼 ? 

       直到我遇見韓嘉玲博士,她把她所研究的台灣農民組合資料告訴我,使我能夠很快的直接探討當時的人、事、物、境。後來她又和我大哥簡敬與洪金盛先生合作,翻譯我父親的獄中日記,才讓我明白這一段歷史的意義,是如何的深重,沒有這段台灣農民爭取生存權、人權,並付之於抗爭行動的事蹟,台灣的歷史是嚴重失衡的。
   

       這本日記奠定了,農民組合運動在台灣歷史上的地位,尤其簡吉對農民教育的自省 :「月俸盜賊」,更加顯現當時農民組合運動的理想性。
 

       大眾教育基金會追求真相的目的,不是為了報復,而是要讓後代明白,是非和善惡的觀念,不要把混水摸魚當作是正常的行為,如果社會沒有是非善惡,失去了向上提升的力量,就一定失去未來。沒有真相,就會被政客操弄,永遠是社會安定的破口。社會沒有真相,就沒有真正的反省,就沒有轉型正義,只會向下沉淪。
       我們一定要傳承前輩們對人權、自由、民主的追求。也期盼能夠有機會,在全國各地繼續演出,使台灣農民覺醒的歷史,和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更廣為人知,這是台灣人民的驕傲。

       在鳳山衛武營演出簡吉奏鳴曲,有特別深重的意義,因為1920年代簡吉和台灣農民組合,就從鳳山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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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陳芳明 (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台灣農民運動發韌於1920代中期之後,簡吉(1903-51)就從未缺席過。在日治時期的抗日運動中,他不是空想派的知識份子,也不是烏托邦的社會主義者,而是在理論與行動之間做完美結合的領導者。具體而言,簡吉與同時代左派份子最大不同之處,就在於他的實踐完全是走在理論前面。這位長期被史家所忽視的農民運動領導者,在殖民地社會扮演的角色,誠然具有深刻的歷史意義。


      考察日治時期的左翼運動者,大約是由三個不同系統的知識分子所構成。第一個是屬日共系統,包括謝雪紅、林木順等。第二個是中共系統,亦即坊間所說的「上大派」(上海大學派),包含蔡孝乾、潘欽信等。第三個值得注意的就是土共系統,所謂土共系統係指本地的社會主義者,包含簡吉、趙港、陳崑崙、陳德興等。在這三個系統中,最具有行動能力,當推農民運動的領導人物簡吉。在1928台灣共產黨正式成立之前,台灣農民運動已如野火般在全島各地燃燒起來。而當時的左派知識份子,則仍然停留在祕密的讀書階段。
 

       簡吉之介入農民運動,基本上可以分做前後兩個階段。前期從1925年到1928年,台灣農民運動與社會主義思想還未發生密切的聯繫,是屬於極為素樸的階級運動。至後期階段,1929至1931年,簡吉已領導人身分加入台共組織,繼而農民運動除了強化階級意識之外,背後還有革命的理論在指導。整個運動雖有不同的發展階段,對於簡吉的行動而言並未有任何差異。無論是飛揚時期或是黯淡時期,在運動中簡吉都是靈魂人物。
 

       1927年日人官川次郎出版<<台灣的農民運動>>一書,提到簡吉時有如下的描述:「富有俠義心,具領袖氣質,素行善良,思想共產。」字句縱然簡潔,卻相當精確勾勒出簡吉的人格與風格,尤其這樣的形容筆法出自日本人的觀察,自然更顯得真切。他的領袖氣質,從組織並整合農民團體的能力就可獲得印證。
 

       自1924年開始,農民就以零星展開各種不同型式的抗爭,而逐漸受到台灣總督府的注意。1925年,彰化二林的蔗農大規模與製糖會社抗爭,台灣歷史第一次見證到知識份子在階級運動中起了積極的作用,醫生李應章,正是這次事件的領導者。農民運動開始有策略、有方向、有階級意識,無疑是以二林事件為起點。這次的星火並未被撲滅,反而引起連鎖效應。高雄的簡吉,亦與同鄉前輩黃石順結盟,組成了鳳山農民組合,策動佃農向陳中和物產株式會社爭取權益。他們的抗爭宣告成功,並且也成為日後農民運動的典範。
 

       由於簡吉的介入,農民運動提升到全面性與全島性的格局。就全面性而言,過去的農民抗爭僅限於佃農與蔗農而已。簡吉認為,凡是屬於農民階級的,都應該相互結盟,使得階級意識加速成熟:就全島性而言,各地農民都只是進行個別性的抗爭,力量難以彰顯,簡吉則認為全島性的結盟,可使農民運動的聯合陣線加速成立。在此觀點下,農民組合的勢力以鳳山為中心,許多支部紛紛成立,在短短一年之內就擴張到全島各地。台灣作家楊逵於1927年留日歸來,亦加入簡吉的鳳山農民組合。知識份子的理論實踐在農民運動中找到廣大的空間。
 

       台灣共產黨領袖謝雪紅,在1928年認識簡吉時,農民組合本部已遷至台中。當年簡吉參加台共的動機,現在難以推測。不過,當整個運動到了飛躍階段,就必須在策略上、組織上有所突破,而台供正彌補此缺口。在農民總部的樓上,簡吉與謝雪紅成立了「社會科學研究所」,並邀集11為核心幹部共同研讀<<台灣農民運動>>、<<共產主義ABC>>等書籍文件。農組的左傾化,當以此為轉折。簡吉在1928年12月召開農民組合第二次全島大會,竟有一千多名農民參加,盛況空前。這次大會接受了台共提供的文件<農民問題對策>,使得這個全島性的組織與當時國際性的共產運動銜接起來。
 

       但歷史事實顯示,日本統治者絕對無法寬容農民運動的崛起,1929年2月12日,日本警察隊農組展開全島大搜捕。簡吉被判刑一年,卻仍然繼續指導農組的活動。從簡吉的獄中日記可知,他不僅未中止閱讀,而且還與獄外同志保持聯絡。農組在那段挫折時期能夠活潑化,無疑是因為有他在暗地指揮。
 

       簡吉在1930年12月出獄,未嘗須臾退卻,就直接投入運動戰線。如果說革命者需要無畏的精神,簡吉的實踐正是最好的典範。簡吉展開農民組合的再建運動,庭整組織的策略,他一方面檢討過往錯誤,一方面也堅持與台共結盟,使農民運動的階級目標更為清晰。從1931年2月到8月,簡吉投注所有心力於組織的再整編,並且發出許多指令對殖民統治者進行鬥爭,直到台共在1931年下半年遭到大逮捕時,簡吉再次入獄,判刑十年。
 

       簡吉在日治時期的實踐,為左翼知識份子塑造了一個範式,那就是在行動之後,又繼之行動。他並非盲目而又盲動的社會主義者,因此從未參加空論式的路線之爭,也從未介入冥想式的理論演繹,即使是加入派系鬥爭極為強烈的台共組織。簡吉唯一的回應,便是在農民運動中持續與日本資本家、地主、警察抗爭,他以真正的行動為殖民地知識分子定義並命名,他的具體的實踐,證明了運動策略的正確。他的社會主義不是口號,而是親自與農民並肩站在一起:他的人道主義不是標籤,而是在挫折中伸以援手,給予溫暖。簡吉的投身介入,不能視為傳說,而是具有批判意義的經典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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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陳延輝(臺灣師範大學 退休教授)


       簡吉是1903年出生在高雄鳳山衛武營都會公園旁的新甲。當時新甲是一個農業地區,因此簡吉到了15歲,很晚才正式上小學。由於他的天資聰穎,兩年後就從鳳山公學校畢業;因為成績優異,被留下來當小老師。隔年,簡吉考上台南師範學校師資班,經過一年的學習,得到老師的資格。隨後返回母校鳳山國小繼續擔任教師。

    在教學的過程中,簡吉發現許多學生無法專心讀書,原因是家裡農事需要幫忙,正如他小時候一樣。因此他覺得,如果學生成績不好,當老師拿高薪,像小偷一樣,心理過意不去。為改善學生的學習環境,毅然辭職,幫助學生家長與高雄陳家的新興製糖會社協商,成功地延長租佃的契約。

    這一來,大家都知道簡吉有與地主和資本家談判與組織團體的能力,因此全台各地從屏東到基隆,有關農民的土地徵收、甘蔗價格、竹林被奪、芭蕉種植、請願訴訟等問題都請他幫忙;因此也組織了廿多個各地的農民組合,最後形成了當時(1926年)擁有二萬四千個會員,全台最大的社會運動團體---台灣農民組合。連當時台灣最有名的資本家辜顯榮在報上撰文肯定該組織對農民的貢獻。

    由於日本政府逐漸被右派的政客與軍人控制,為弱勢打拼的農民組合,被用各種手段壓制,當中央委員長的簡吉也因此莫須有地以「擁護共產黨」罪名入獄十一年。在獄中,簡吉不但思索出人生真正的目的與孝道和家庭倫理之間的關係;更進一步在心靈上與知識上體悟到淨土真宗唸佛出世的道理;然而他更實際地觀察到有些法律與社會進化的脫節,與獄中教育犯人改過遷善的重要性。

    人是社會的產物,在日本軍閥推動大東亞戰爭期間,簡吉適逢出獄無法再為農民效勞的時候,難得的家庭和樂在鳳山的老家重新出現。
    不過時間不長,隨著日本帝國主義的戰敗。台灣脫離日本人的統治,簡吉也在眾人的呼喚下,為高雄社會的安定而奔走,出來擔任高雄「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幹事。當時高雄的名人彭清靠、陳啟川、楊金虎等人都是該團的幹事。

    蔣介石派來陳儀接收台灣,並擔任行政長官公署的長官。其貪污腐敗的行政團隊在不到一年半的時間,激起了台灣人民歷史上最大的反抗,發生了「二二八事件」。身擁台灣最大多數人---農民的聲望者簡吉,也因此義無反顧,與張志忠在嘉義山區組織「台灣自治聯軍」,參與反抗暴政的行列。

    在無情的國民黨強大軍力鎮壓屠殺下,台灣失去了一個世代在日本時代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簡吉也被套上共產黨的紅帽,只能埋名隱姓地到處推進台灣各個族群的生存權益。如到桃園中壢客家地區幫助爭取「三七五減租」,在台北組織原住民「自治團體」等工作。最後在蔡孝乾的介紹下,加入共黨組織,並被委予「山地工作委員會」的負責人。

    1950年4月26日一代教育家、社會運動家、團體組織家,為台灣弱勢無私奉獻,不畏犧牲的簡吉,被國民政府的保安司令部逮捕。隔年3月7日,被獨裁當局以「參加朱毛匪幫顛覆國家」之罪名判處死刑,在台北馬場町槍決。

1997年12月29日死後47年,在台灣民主化後,平反名譽,家屬獲得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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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大可安安穩穩過他的人生,但他眼見農民的受苦而不安,於是毅然決然放棄教職而獻身農民運動,而後逐漸成為一個難得的職業革命家與組織家,他一個人身上,即濃縮了臺灣那其實相當波瀾壯闊的左翼運動史。
 
文 / 南方朔 
 
反抗壓迫,追求公平正義的知識份子及人民力量,從來就是推動進步的最大動力。因此,在當代史學哩,「人民的歷史」或「由下而上歷史學派」(History from below),始終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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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過很多學校去演講,常常自問:「電機博士為什麼要講台灣歷史?」因為我認為對社會的關心是每一個工程師應該有的良心。

我今天要講的是農民與農村的轉型正義。轉型正義的第一步就是尋找歷史的真相,還前輩清白,同時還土地清白。


文 / 簡明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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